其他
“儿子，你为什么要自杀？”
“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，肯定会后悔的。要是你有了孩子，他会自杀的！”
戴乃迭的母亲严正地警告过她。
但命运的吊诡之处，有时在于，很多匪夷所思的预言，竟会一语成谶。
当戴乃迭义无反顾地嫁给后来成为翻译巨匠的杨宪益，并远渡重洋来到中国，生下他们的儿子近40年后，她的爱子却用最极端的方式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
● 戴乃迭与杨宪益
一声爆炸，一团烈焰，带走了她唯一的儿子。
在杨宪益的自传里，算命先生出现了不止一次。
有一年，他骑着阿拉伯马在埃及沙漠夜游，有一个会算命的向导，根据他在掌心里做的记号道出了他的未来：“在大西洋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少女正在为你憔悴，你们尚未相遇，但不久将会见面。”
如果这个世上，有“命中注定”这回事，那么，杨宪益与戴乃迭之间的罗曼蒂克便印证了这一点。
乃迭，乃迭，让我本能地想到了迷迭香。
卿本佳人，有香迷迭。
但在并不懂多少风情的翻译家眼里，“乃迭”就是简单的音译：“她名字叫Gladys，把它翻成中文，就变成‘乃迭’了。我从小是冷冷清清一个人，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。‘乃迭’，就是希望家里人多一点，热闹、兴旺一点。”
1936年，杨宪益在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，负笈万里，留学英国。
杨宪益出身于名门，是翻译了《呼啸山庄》的杨苡的胞兄。
● 杨苡（右二）与母亲、哥哥、姐姐合影
杨苡先生之所以走上翻译道路，大有兄长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”的功劳。
但在杨宪益5岁时，父亲因病去世，从此家道中落。
考入牛津大学后，他专门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、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。
一年后，身为中国学生会负责人的杨宪益认识了戴乃迭，这位英国姑娘风姿绰约，纯真烂漫。因缘巧合的是，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，父亲戴乐仁曾在天津教会学校做外教，后又受聘于北京燕京大学。
戴乃迭7岁时，母亲将她送回英国读书，而在戴乃迭的童年记忆中，让她无比怀念的，还是在中国度过的时光。
1937年，18岁的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。
● 戴乃迭
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杨宪益时，戴乃迭只是好奇地注意到，眼前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，细眉细眼，脸色苍白，其貌不扬。但举手抬足之间，自有一股儒雅之风。
最令戴乃迭印象深刻的是，当她去杨宪益的住所时，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杨宪益手绘的中国不同朝代区域划分的地图。
这份深沉的赤子之情，打动了戴乃迭。
“爱情是没有办法躲避的，爱一个人，就要爱他的一切！”后来，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，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。
杨宪益晚年回忆说，他爱戴乃迭，除了为她惊人的美丽所吸引外，还发现她有一颗质朴的心。她清新脱俗，没有英国上流社会女孩常有的虚荣与势利，这一素质在“中国上层的小姐们之中也很少见。”
当他们相爱后，却遭到了戴乃迭母亲的强烈阻挠。
戴乃迭的父母当年一同到中国传教，她太清楚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的天然鸿沟，以及在婚姻观念、家庭伦理方面的巨大差异。
杨宪益也有自己的顾虑。在他的眼里，优雅动人的乃迭生活在富裕的家庭，本应该养尊处优，做她的公主，而战火纷飞的中国，难以安放一个美丽的爱情童话。
但戴乃迭只要能和杨宪益在一起，宁可放弃优渥与安逸的生活，连同母亲的干涉，也无法阻止她奔向爱情的脚步。
1940年，杨宪益拿到了英国硕士毕业证，并收到了美国哈佛大学的任教邀请，戴乃迭也获得了英国高校的青睐。
● 杨宪益
但随之，杨宪益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，他要回国，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。
杨宪益在回忆录中写道：我明确地告诉她，我回去是预备受苦的，你受不受得了？我曾提到一首喜爱的摇篮曲，像戴乃迭这样的姑娘，本应过着歌曲描述的生活：坐在垫子上做针线，吃草莓，吃糖，喝牛奶。
面对杨宪益的疑虑，戴乃迭予以了回应：“我坚定地表示，无论有多艰难，你到哪儿，我就到哪儿。”
不久，21岁的戴乃迭带着儿时对北京美好的记忆，与杨宪益携手踏上了归国的旅程。
1941年2月16日，他们穿着传统的中式服装，在重庆举办了简朴的婚礼，“一个由大不列颠培养出来的汉学家，与一个经汉学儒教训导而成的英文学者结为了伉俪。”
回国后，杨宪益夫妇奔徙辗转于重庆、贵阳、成都等中国西南各座城市之间。
念及她来到中国后的种种艰辛，杨宪益用娴熟的英文致歉：“亲爱的，我让你遭罪了！”
她金发一甩，碧眼一挑，答：“我愿意啊，我本来就是来爱你的，不是来享受的。”
直到1943年，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，境况才略有好转。当时的国立编译馆不乏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人才，却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。
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，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。
● 戴乃迭、杨宪益、杨苡、赵瑞蕻、萧亦五（从左至右）在国立编译馆院内
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构想，让他们激动得夜不能寐。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由此启航。
很快，杨宪益发现：在翻译上，他和戴乃迭中西合璧，相得益彰，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，而旁边的戴乃迭已经“健字如飞”地将他的译文打了出来。
他的翻译以“信”和“达”为首要原则，且衔华隽雅，戴乃迭也能准确无误、神韵兼备地将其呈现出来。
他们鸾凤和鸣，此呼彼应。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当杨宪益想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时，戴乃迭将她的首饰倾囊而出，甚至包括结婚钻戒。
1953年，杨宪益夫妇接到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。
在这一时期，杨宪益夫妇以惊人高效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。
● 杨宪益夫妇翻译成英文版的《红楼梦》
三卷本的《红楼梦》英译本便是此间的杰作，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。杨宪益夫妇终于让宝黛的爱情故事为西方读者所了解。
他们译本的优势在于语言严谨，被认为是最接近原著风貌、最保真的英文译本。
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，杨宪益、戴乃迭联袂将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译成英文，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、唐宋诗文、元曲、明清话本、《史记》《聊斋》等古典文学名著，到鲁迅、沈从文、丁玲等现代作家的作品，以及《芙蓉镇》《沉重的翅膀》《绿化树》等大量当代作品，合计百余部，上千万字，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。
他们合作译出了屈原的名篇《离骚》。英国汉学家大卫·霍克斯为之赞叹不已，并以生动的譬喻评论道:
“这部《离骚》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，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复活节鸡蛋和一只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。”
晚年的戴乃迭不无幽默地说：“我爱的不是杨宪益，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。”
但与卷帙浩繁的译著相比，他们一生的劫难也如此漫长。
● 戴乃迭、杨宪益和全家人的合影
战乱没有摧毁他们的生命，贫穷没有消磨他们的意志，然而一场疾风骤雨的变革，却差点吞噬了他们。
“十年浩劫”期间，杨宪益和戴乃迭双双蒙受牢狱之灾，他们成了“人们随时可以唾骂、批斗、侮辱、嘲弄的对象”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4年。
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，甚至生死不明。
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3个孩子，但狱警告诉他们，孩子有人照顾。
戴乃迭出狱后才知道：她可怜的孩子，几年内没有一分钱生活来源，衣食无着，流落乡村。
当她终于找到日思夜想的女儿，看到她们瘦弱不堪、面如菜色时，戴乃迭泪如泉涌。
● 戴乃迭与女儿在一起
几年后，儿子杨烨的自杀，将她推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她永远忘不了，1978年的圣诞节，那团冲天的火光。
此后几十年，她经常被噩梦惊醒，仿佛看到儿子在火海里挣扎的情景。
他们最疼爱的独子杨烨，1942年8月，生于颠沛流离之中。
● 戴乃迭与儿子杨烨合影
因为妈妈是外国人，杨烨从小便被视作“异类”。上学后，他努力与同学们打成一片。他当上了班长，加入了共青团，尽管他入团的时间比别人晚，但他毫无怨言。
1963年，学业优异的杨烨高考报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，第二志愿清华大学数学系，但最后收到的，是来自刚建校不久的北京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他没有想到，只因为出身——作为英国人的母亲，生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的父亲，导致他与自己最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。
不管杨烨多么努力，都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世，就像他无法改变自己混血的脸孔。
● 杨烨和妹妹们合影
1967年12月，推迟了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了，杨烨被派遣到偏僻的鄂城农机厂做技工。杨烨接受了组织的分配。
鄂城是长江边上一个闭塞落后的小县城，长着一张外国人面庞的杨烨一下子成了众人指手划脚、围观议论的对象。
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在一片亲情和文化的荒漠中，杨烨孤独至极。
但在鄂城，他写过一篇数学论文，被他的科学家姑父——两院院士罗沛霖认为有发明建树的巨大潜力。
● 罗沛霖
他曾写信要妹妹杨炽寄些书来，不料却祸从天降。
在妹妹寄来的书里，被上级发现有一本摩斯密码小册子。
于是，已经以莫须有的“间谍罪”锒铛入狱的父母和这本摩斯密码，竟无可辩驳地成了杨烨充当间谍的铁证。
我们无从知道杨烨经历了何种逼供，审讯，他对此三缄其口，只知道释放后的他开始自闭，神情恍惚。
1972年3月底，杨宪益、戴乃迭先后出狱。由于落实政策，也调回了北京的杨烨去了北京计算机三厂，特别希望搞计算机，因为政审没通过，他被分到了钣金工车间。
不久，杨宪益、戴乃迭就发现了儿子精神异常。乃迭在给友人大卫·霍克斯的信中说，“儿子由于我们的牵连而受到冲击，工作生活都不顺心……”
● 牢狱之灾后的杨宪益戴乃迭
1974年10月，乃迭给朋友的信中更忧心忡忡：“我们的儿子被拘留了……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态，认为自己是英国人，应当回国。”
因为从7月开始，杨烨三次闯入英国大使馆，要求“回国”。英国大使馆不得不要求有关部门把他强行带走，杨烨再次被拘留。
拘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当事人皆对此讳莫如深。杨烨回家后更加自闭，拒绝交流，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
1975年11月，杨烨终于拿到护照。母子俩于12月初经香港赴伦敦。
到了英国后，杨烨的眉头渐渐舒展，但关于从前的一切，似乎还如同梦魇一般跟随着他，他的身份一次次被问起，他的工作一次次碰壁。
● 杨烨
一年一次的签证续签，更是无情地、再三地提醒着他，他是谁，他来自何方，他有着怎样不堪回首的过去……如同一个刚刚结痂的疮疤，一次次被残忍撕开。
他想重新开始，洗刷过去的耻辱，但那块“巨石”，却不断地从山顶上滚滚而下，他仿佛是西西弗斯，做着徒劳的努力.....
1978的圣诞节。杨烨和表兄妹在姨妈家欢聚。游戏的间隙，杨烨回到二楼自己的房间。
须臾，楼下的人们听到“砰”的一声钝响，只见浓烟夹着火苗，从杨烨卧室的屋顶冲向布满阴霾的天空......
杨烨自焚之后，人们在他熏黑的书桌抽屉里找到几张写满数学演算和公式的纸，和一本抄写了许多诗与歌词的笔记本。
他用工整俊秀、近乎印刷的手写体，记录着那些优美的文字，从莎士比亚、拜伦、到流行歌曲的歌词，共88页。
最后一页抄写的是英国诗人威廉·厄内斯特·翰力的著名诗歌《永不屈服》。
从意气风发的少年，到被侮辱被损害的青年，直至崩溃的中年，杨烨短短的36个春秋，未曾施展的惊世才华，不曾挥洒的人生画卷，就这样瞬间化为灰烬。
杨宪益给儿子起名“烨”，在《辞源》中，“烨”与“晔”相同，是光辉灿烂和明盛美茂的意思。但由于儿子的决绝赴死，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生命中失去了永远的阳光……
当戴乃迭和杨宪益被囚禁时，他们虽然想到自己有一天可能身遭不测，却绝对无从预料，他们最疼爱的儿子，会以这样一种最惨烈的方式，先行离开人世。
有人说，世间的一切失去，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归来。
可是，有些失去，就是永远的离开，无法补偿与替代，无法抚慰与痊愈。
那道伤疤，被光阴的荒草掩埋，被俗世的尘埃覆盖。有时，只需一阵清风，一场细雨，一次无意的触碰，它便重新裸露出全部的悲伤。
对于儿女来说，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
但对于失去儿女的父母呢？他们的天地间，只余白雪皑皑。
自杨烨自杀后，戴乃迭便不分时间、场合地饮酒，杯不离手。也许，她宁愿宿醉不醒，才能毙溺痛苦，聊度残生。
酒酣之后，他们唱起了年轻时喜爱的歌曲，两人击打着节拍，一曲接一曲，直唱到《丹尼男孩》，这是一首父亲写给即将出征的儿子的爱尔兰民谣：
啊，我的丹尼 听笛声阵阵呼唤 从远方传过重重山峦 夏日消逝，玫瑰花凋零色暗 你将离去 留下我多孤单......
戴乃迭端起酒杯，又把另一只杯子递给丈夫：“咱们喝酒，喝酒！”
她边说边仰起头，大口喝酒，白兰地溅湿了她蓝地白花的粗布中式棉袄前襟，她那像深深的海洋般湛蓝的眼睛里波光闪烁......
晚年的戴乃迭受困于老年痴呆症，杨宪益与她寸步不离。
八十多岁的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病妻，给她戴上餐巾，然后连哄带劝地喂她吃饭：“鲜花搬进屋子里是让我来养的，女人娶进家门是让我来爱的。”
朋友偶尔去拜望这对患难夫妻，她有时已认不出来访者，但她一直微笑着，仿佛任何苦难都被她轻轻过滤掉，只剩下鸿蒙未开的记忆。
这场精神的逃离，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？
否则， 她拿什么拯救自己？
在已经失忆的晚年，她曾经仰天追问：“我的儿子呢？我的孙子呢？！”
没人回答她。
1999年11月18日，戴乃迭凄然离世。
人间太苦了，她终于撑不下去了。
杨宪益的另一个妹妹杨敏如，在题为《替我的祖国说一句“对不起，谢谢！”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：
“我的畏友，我的可敬可爱的嫂嫂，你离开这个喧嚣的世界安息了。你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‘谢谢’，甚至被关在监狱里时，每餐接过窝头菜汤，你也从不忘说‘谢谢’。现在，我也要对你说一句：‘对不起，谢谢!’”
面对所有的邀约，他都说：“她不在，我不出现。”
十年里，人们再也见不到杨宪益、戴乃迭这两个名字熠熠闪耀于新作品中，也绝不可能仅有“杨宪益”这三个字赫然入眼。
他写给爱妻的悼亡诗充满悲怆：
“早期比翼赴幽冥，不料中途失健翎。 结发糟糠贫贱惯，陷身囹圄死生轻。 青春作伴多成鬼，白首同归我负卿。 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从来银汉隔双星。”
一日，有朋至，老人抑抑开口：“我现在就感觉到头了。”
“杨老，是因为你夫人不在你身边了？”
杨宪益失神道：“对。”
“那么她在你身边的话，你还会不会这么想？”
“那也许再活一百岁罢”......
2009年11月23日，杨宪益永远地阖上了双眼。
他们相濡以沫了将近一个甲子，夫唱妇随，珠联璧合，双双获得了中国“译界泰斗”的美誉。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，更成就了一代爱情传奇。
但传奇的背后，是痛苦呜咽的灵魂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。
从此，巨擘难出，唯有他们上千万字的翻译作品流芳百世，寂寞地盛放……
● 参考资料
[1] 北京日报 | 他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：翻译家杨宪益的传奇人生
[2] 《我的舅舅杨宪益》，中译出版社
[3] 《永远的求索：杨宪益传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[4] 《译者｜杨宪益：白虎星照命》，南方人物周刊
[5] 《难忘的青春：北工大“老五届”纪事》 ，当代中国出版社
[6] 《我有两个祖国——戴乃迭和她的世界》 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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